把這本書列為夢想之書，其實是很個人化的理由。因為想在大眾媒體全然用自己的觀點來寫，其實是很困難的事。因此村上春樹能寫這樣的報導文學，而且還有很多讀者，在Blog流行之前，或多或少都是很多新聞工作者的夢想吧。下面是讀後感：（是誰？是誰說我在硬拗？）
世界上真有「故事製造機」這東西，只要輸入資料，一篇篇的故事就會源源不絕出現。不過看了村上春樹的《地下鐵事件》，發現這種機器對人的幫助很有限。
每天從媒體上，我們都能看到「今日火災」、「今日車禍」、「今日性侵」、「今日藝人戀愛」或「今日口水戰」等故事，簡直跟工廠生產出來的罐頭一個樣嘛。看過《地下鐵事件》才發現，這些用老舊公式得來的故事，就算表面上寫得再精采再好看，但功能說不定大概只跟一群猴子打的字差不多。
村上春樹發現，日本媒體大量報導1995年3月20日的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，可是無論他怎麼看，他都看不到「那天早晨東京的地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當時在地下鐵列車中共乘的人們，看見了什麼？採取了什麼的行動？感覺到什麼？想到什麼？可能的話，從他們心臟的鼓動甚至到呼吸的韻律，每一個乘客身上的細節，村上春樹都想知道。「然而很奇怪的是，卻沒有人告訴我，為什麼？」
於是他自己跑去採訪當事人，捨棄最慣用的小說形式，用報導文學的形式寫了《地下鐵事件》這本書。
村上春樹認為，媒體不呈現上述內容的理由，是因為媒體構成故事的脈絡太簡單；所謂的地下鐵沙林事件，簡單來說就是正義和邪惡、正常和狂瘋、健康與畸型的明白對立，我們「這邊」是「被害者=無辜者=正義」，奧姆真理教「那邊」則是「加害者=污染者=邪惡」，形成簡單的的二元對立。媒體把正義設為前提條件，然後報導集中分析在邪惡那邊的各種偏差行為和理論。
透過媒體，大家很清楚施放毒氣者的面貌，但被害者就變成了路人甲般的無臉角色。村上春樹分析，用「無臉的健全市民vs.有臉的惡黨們」這種古典對比，要寫文章的確容易得多了。
那這樣寫有什麼問題嗎？村上春樹看到很多受害者事後仍然被那個所謂「正常」或「正義」的社會傷害著，例如因為身體變得不好而被逼得辭職，或是反而受到別人異樣的眼光等等。於是村上採訪了超過60位的事件受害者和其遺族，而且花很多篇幅描述每個人的特色和生活，尤其是工作的部份，接著才談到他們在地下鐵事發當時的所見所聞。
他希望寫出活生生的被害者，希望大家對於受害者能有更多關心與包容，因為每一位地下鐵的乘客，都有自己的人生、有家人、有歡喜也有煩惱。換句話說，因為那受害者其實可能是你，也可能就是我。
用「有臉被害者角度」採訪的另一個理由，是村上認為光分析加害者，奧姆真理教和地下鐵事件給予社會的強大衝擊，並沒辦法被有效地被分析出來，事件的意義和教訓也尚未被整理成形。
他提到有幾位受訪者說，自己當初真正想說的都被媒體刪除了，只有對媒體來說容易整理的東西才被拿去剪裁使用。村上認為媒體的觀點大致是「總之，這大概是瘋狂的集團所引起的，例外而無意義的犯罪吧。」
「可是這樣子只是讓這一切成為一場沒有指標的惡夢而己」。村上說，從受害者的證言中，可以發現很多受害者其實很迷惑，他們不知道該把自己的憤怒和憎恨發洩到那裡去，因為那暴力不單純只來自奧姆真理教，也來自日本那個所謂正常、正義的社會體制。例如從急難預防到救援體系，在當時都顯得應變能力不足。還有日本那種不願明確對外公布過失的的組織體系，許多應有的資訊，就以「正在審查中」或「那是公務」之類好像可以理解但又不能理解的理由，大幅限制資訊的流通。
我看書時覺得有件事很有趣，書中絕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是「瘋狂上班族」，不但能忍受超長的工時，而且發現自己中毒時，他們的的反應竟然不是到醫院，而是先進公司再說。看到這裡，我不得不想起村上在結論中說的，一般市民的理論和體系，和奧姆真理教的理論和體系，或許有種雙面對照的鏡射式影象。這可能就是日本民眾對地下鐵事件至今仍然有「不舒服、餘味惡劣」感覺的來源。這不是說人們都有可能一個不小心，就會跑到地下鐵去撒毒氣，而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，人們對奧姆真理教徒特別厭惡而想排除的東西，很可能其實就是每個人心理的陰暗面。這個部份很複雜，作者特別花了許多篇幅解釋，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書。
從《地下鐵事件》看小說家分析媒體的故事脈絡，而且用全新的角度來採訪，實在很有趣。作者改寫了故事製造機的程式，就把重大事件賦予了個人意義，讓人看了報導之後，不會覺得那好些像是遙遠的、異常的、和我一點也沒關係的事。這樣的報導方式，好像更有說服力和影響力。
所謂的平衡報導，甚至是要打破對角色的刻板印象，而不只是訪問不同的人而已。
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故事產生器。至少，我們的回憶不都是這麼製造的嗎？如果我能不要急著用我習慣的故事機器，多去了解一些其他的觀點，不要急著下結論或選邊站，那人與人之間能不能更能相互了解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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